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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荣的皖南 永生的皖南

来源:泾县纪委   时间:2017-08-15    点击量:2030 次  

作者:袁振威

(海军指挥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再度踏上皖南的土地,心潮澎湃;再次见到皖南的乡亲,热血沸腾。

这里不仅是我的出生地,这里更是新四军成长的摇篮。

今天我只以一位后代的身份,讲述一下自己的父亲袁国平于皖南期间的革命经历,与大家一起重温那段光荣而永生的历史。

一、 奉命南下  出任新四军政治部主任

1937年12月25日,新四军军部于汉口成立后转至南昌,军长叶挺、副军长项英、参谋长张云逸均已到位,唯独缺少政治部主任。

项英焦急万分,屡屡向延安发报,请求派人:“政治部内无人而未建立,对于整个工作有极大的损失……”中央和中央军委同样重视,几番研究,终于作出决定——“四军是独立工作,而张际春、谭政都吃不下,后方亦不能少他们,我们决定派袁国平去为主任(邓子恢为副主任)”这是1938年3月13日洛甫和毛泽东发给陈绍禹、周恩来、博古和叶剑英的电报。1938年3月18日毛泽东在致项英电中特别强调:“袁政治开展,经验亦多。”且决定派遣50名干部,随同前往,开展工作。

毛泽东为什么会在众多候选人中敲定袁国平?除了他于政治工作上“经验亦多”外,军委原副主席迟浩田曾这样说:“袁国平同志是一位我所尊敬的在党史、军史上有重要影响的英雄人物,牺牲时只有35岁,生命短暂却又波澜壮阔。他1925年就在黄埔军校学习并加入中国共产党,先后参加了北伐战争、南昌起义、广州起义、井冈山的斗争、创建中央苏区、组建中央红军主力部队、五次反‘围剿’、万里长征、创办红军学校、领导红军大学、开辟抗日根据地……直至担任新四军政治部主任,牺牲在皖南事变的战场上。从20世纪二十年代中期至三十年代末,风起云涌的大革命史和土地革命史中许多重大事件,特别是我军艰难创建发展时期的重大历史事件,都留下了他坚定而光辉的足迹。”

1938年3月29日,父亲袁国平带着毛泽东的嘱托,带着党中央的信任,率队从延安出发了。途经武汉时,周恩来再次找他谈了话:“你到了新四军以后,要认真贯彻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广泛联系一切赞成国共合作共同抗日的人士,特别是要重视运用抗日胜利的捷报来宣传发动群众,进行全民族的抗日动员。”

父亲此时心中想的是什么,我不知道。但他于4月26日的上午风尘仆仆地抵达了位于皖南岩寺的新四军军部时,正逢军部召开挺进敌后的誓师大会。他径直来到会场,顾不得坐下喘口气,便即席发表了演讲。他详细地传达了毛泽东和中央军委的指示,尤其强调说:“我们新四军是一支具有光荣革命传统的英雄部队。当前我们的主要任务就是深入敌后,宣传群众、发动群众、武装群众,建立抗日游击根据地,开展敌后游击战争,协调各方面的力量,为夺取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而奋斗!”

两天后,粟裕即率领着先遣支队从潜口出发,深入江南敌后进行战略侦察。粟裕叔叔曾这样对我说过:“我们先遣支队就是从你父亲的报告中,明确了毛主席、党中央赋于新四军的任务,挺进敌后,揭开新四军东进抗日的序幕。” 此时距离4月20日新四军完成点验仅仅八天的时间。

紧接着,陈毅率第一支队,张鼎丞率第二支队,先后向苏南、苏皖边挺进;谭震林率第三支队北移,向皖南沿江抗敌前线进发;高敬亭率第四支队由皖西进入舒城、桐城、庐江、无为、巢县地区。5月5日,袁国平自己则带领政治部机关,随叶挺、项英离开岩寺,前往太平县麻村……自此,新四军在党中央和中央军委的领导下成军,并完成了战略展开。

二、铸魂铁军  开拓新四军的政治工作  

新四军不同于八路军,它是由南方八省十四个地区的红军游击队编组而成的,虽说继承了红军的光荣传统,但是在三年游击战争中,由于斗争的残酷、环境的艰苦,红军游击队通常分散成几十人、十几人甚至几个人的小分队各自为战,部队的建设很难正常进行,政治工作也是如此。而如今的形势已从国内战争转向民族自卫战争,从分散的游击队转为集中统一的正规军,因此如何开拓新四军的政治工作,已经成为重中之重的问题了。父亲袁国平在抵达皖南岩寺的当天,就提出要把新四军建成铁军的目标。五天后,《抗敌报》正式出版了;一月后,新四军第一次政治工作会议召开了,他在发言中强调:“政治工作是革命军队的生命线”,要“为创造铁的新四军而斗争”。就这样他从到达皖南第一天起,就为开拓新四军政治工作、为铸造铁军而沤心沥血。

知识分子出身的袁国平是军中有名的笔杆子,他上任后写下大量的文章,仅收入在《袁国平文集》中的1939年的文章就有14篇之多,达17万字。其中《新四军政治工作十讲》、《江南敌后游击战争中的军队政治工作》、《政治工作和参谋工作》及《对敌军的政治工作》等文献,都已成为我军政治工作的宝贵遗产。

曾经为田汉先生高足的袁国平更有着一副无人能敌的好口才。顾鸿将军回忆说:“袁主任作报告,从来不用稿子,不管讲多长时间,都不会有人打嗑睡。有一次开了三天会,他一连讲了三个半天和一个晚上,整理成文,竟没有一句重复。他想要你笑,个个捧腹大笑;他想要你哭,人人都流泪,他就有这个本事……”早在红军时期,他的这一口才就被毛泽东所看中,并称他为“我军著名的宣传鼓动家。”

于是,父亲的工作很快便开展起来了——

为了适应统一战线条件下的特殊环境,他两次主持召开新四军全军政治工作会议,并参与主持召开了新四军第一次党代表大会,于会上作了《过去党的工作总结及今后党的建设的报告》,对确保党对新四军的绝对领导作出部署;他制定并颁发了《新四军政治工作组织纲要草案》,使新四军的政治工作系统化、条例化和制度化。

为了将新四军建设成为一支真正的铁军,他抓紧党的建设,努力发展党员。至1939年2月为止,党员的百分比已由1938年4月编组时的25%增加到了40%。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被充分发动起来了。

为了提高干部的素质,他通过办教导队、教导总队等形式培训各级干部。自己不仅兼任教导总队政委,参与制订教育计划、办学方向、教学内容等等,而且还走上讲台,以自编的《新四军政治工作十讲》为教材,亲自授课。他提出“建军必先建人,建人必先建脑”。而他以前在陕北红军大学时提出的要将学员培养成“政治方向要坚定正确,工作作风要艰苦朴素,战略战术要灵活机动”的方针,以及“意志要团结,工作要紧张、纪律要严肃、生活要活泼”的要求,被毛泽东总结成了抗大的教育方针和校训。此时他又将这一经验带到了教导总队,使“三句话八个字”的抗大精神得以传承。

为了广泛地开展宣传与教育工作,他成了新四军文艺工作的开创者与组织者。他尊重知识分子,爱护知识分子,团结了一大批包括沈柔坚、涂克、李绚、孙从耳、赖少其等在内的优秀艺术家,创作出了《送郎上前线》、《人财两空》、《繁昌之战》等剧本,《捧血者》、《五个鸡蛋》、《在茅山下》等小说,以及音乐作品《反扫荡》、《我们站在父子岭上》等等。至于他自己,更是于军部主持创办了《抗敌报》、《抗敌》杂志、《抗敌画报》、《老百姓画报》等一系列读物,而由他直接关心与相助的各个支队的出版物亦多达30余种。

为了更好地发动群众,他命令部队于行军途中张贴布告,广泛宣传新四军的目标与性质,宣传抗日救国的纲领与实施。他要求部队走到哪里,就将群众工作做到哪里,将敌人的后方变为抗日的前线。他亲自组织与领导了战地服务团,要求他们“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就地取材,以歌咏、绘画、戏剧等形式向群众进行宣传。

不到三年的时间,在父亲袁国平及其他领导同志的共同努力下,原本来自不同山头、各自为政、游击习气极为严重的各个游击队,终于组建成了一支纪律严明、思想统一、极具战斗力的铁军。党中央在给新四军第一次党代表大会贺电中给予了充分肯定:“新四军的领导同志,……发扬着布尔什维克英勇奋斗的光荣传统,为党和抗日统一战线造出一支抗战前线上铁的新四军,在抗战两年中,新四军坚持大江南北的抗战阵地,开展了敌后游击战争,给了敌人无数次的损伤,破坏了敌人无数的扫荡,并且正打击着敌人以战养战的新政策,为大江南北沦陷区域的群众指出一个光明的奋斗目标,与新四军一起发展敌后游击战争,建立大江南北的游击根据地,以争取长期抗战的胜利。 ……这是你们的光荣,是新四军党领导的正确。”

三、亲力亲为  创作新四军的军歌

当我还是个学生的时候,陈毅伯伯便告诉了我:“你爸爸是著名的宣传鼓动家,很有才华,《新四军军歌》就是在他的主持下集体创作的。”

那是1939年的2月,中央军委副主席周恩来视察皖南时,在一次会议上,叶挺提出 “我们也应该有一首自己的军歌”。项英于是当场“点将”:“军歌的创作就由国平来抓。他是行家,红军时期的《三期革命战争胜利歌》就是他写的。”

接着他对军歌创作提出要求:第一,要宣传我军的光荣历史和优良传统,她是一支攻无不克、战无不胜的铁军;第二,要明确我军的宗旨和目标,让全军将士及全国人民和世界人民都知道;第三,要成为激发我军士气的有力武器。只有这样,才能算是一首好的军歌,才能成为革命歌曲中的精品。

父亲袁国平当场表示:“创作军歌,是政治部份内的事;作为政治部主任,我责无旁贷。我过去也创作过一些歌词,但要写出这样带有历史文献性重大题材的军歌歌词无疑是前所未有的艰巨的任务,我将在尽力抓好军歌创作的同时,积极参加军歌歌词的创作。”

按照项英的要求,父亲先着手开展歌词的征集工作,并于《抗敌报》上刊登了征稿启事。很快朱镜我、朱克靖及袁国平本人先后拿出了自己的初稿,而陈毅回到江南后也将他写的叙事诗《十年》寄给了父亲以供参考。因为父亲说过:“我对三年游击战争的情况了解不多,还请各位指教。” 四月上旬袁国平收到稿子后即责成朱镜我将其改成歌词。朱镜我和时任《抗敌报》副主编的马宁先后着手修改,均感到此诗“结构严密、逻辑性强,改动一字都困难”,袁国平决定召开会议进行讨论。参加会议的除袁国平、朱镜我、黄诚、马宁以外,还有周子昆、李一氓、朱克靖等。朱镜我主持会议并汇报了有关情况。会议一致认为政治部原选定的稿子符合军歌的要求,已经反映了《十年》的基本精神和主要内容,而且更加简洁、精炼。大家都建议即将其交何士德谱曲,同时发军部和各支队征求意见。

陈毅收到军部集体创作的歌词后很是满意,他在给政治部的信中说,完全符合他的意思,只是建议将“光荣北伐武昌城下雕刻着我们的姓名”一句中的“雕刻”改成“血染”。针对着不同的意见,大家又是一番争论。父亲最终拍板了:“雕刻”二字虽然彰显了北伐战争中共产党人的丰功伟绩,但革命战争总是要付出牺牲,“血染”二字更为可取。

歌词定稿了,父亲立即同作曲家何士德商讨如何谱曲。他向他着重地介绍了歌词产生的背景,详细地讲述了皖南的战略环境及新四军的发展方针。“谱曲时要加强战斗的气势,”他反复强调::“第一段的最后一句‘东进,东进,我们是铁的新四军!’和第二段的‘前进,前进,我们是铁的新四军!’一定要重复两遍。”

第一稿完成后,他又提醒作曲家道:新四军军歌的曲调“应高昂雄伟,要有一往直前的气魄。”于是何士德按照这个要求又写出了第二稿。

那是1939年的7月1日,歌咏队进行了试唱,当最后一个音符结束后,父亲激动地站起身,和项英、周子昆等首长一起鼓起掌来。“通过了!正式通过了!”父亲袁国平代表军部郑重宣布:“就定名为《新四军军歌》!”  

新四军军歌确定下来以后,以署名集体作词,何士德谱曲在《抗敌》杂志1939年第一卷第3号上发表。其后数十年直至文化大革命前新四军军歌多以集体作词,何士德谱曲或作曲转载在诸多刊物上(如1948年出版的《中国名歌选》,1957年出版的《抗日战争歌曲选集》1961年出版《革命歌曲选》见附二),传唱中华大地,至今经久不衰。曲作者何士德事后讲道:“在军歌谱曲的过程中,对我有启发的主要是袁国平主任。”  

《新四军军歌》诞生后,沈柔坚、卢芒、孙从耳、赖少其等人又联合创作了《新四军军歌木刻组画》约35幅,每幅手拓100张,装订成100册画集。当年美国著名女作家艾格尼丝•史沫特莱前来皖南采访时,不禁被指战员们学唱军歌的热烈气氛深深感染,她称新四军军歌为“时代的强音”并将歌词译成英文,连同部分《新四军军歌木刻组画》一起带到了国外。

新中国成立后,解放军总政治部在《中国工农红军和新四军政治工作的卓越领导者》一文中,对父亲袁国平的这一工作给予了充分的肯定:“他积极组织《新四军军歌》的创作,突出了东进抗敌和向敌后发展的思想,加强了战斗气势,使之成为一首雄壮有力、脍炙人口的著名军歌。”

四、舌战群顽  树立新四军的军威

1939年的年初,新四军挺进华中敌后,开展抗日游击战争,不仅配合了正面战场的作战,自身也得到了飞速的发展。这,便引起了蒋介石的极度不安。

在皖南,国民党顽固派不断鼓噪,散布了许多流言蜚语——“新四军破坏兵役法,破坏军令、政令的统一。”“新四军制度特殊,不是国军,是‘土匪’。”“新四军保存实力,游而不击。”……林林总总,一共罗列了72条罪状。

3月,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召开师以上军官会议,要求新四军派人与会,一一进行回答。

谁都知道,这是一场“鸿门宴”,一场蓄谋已久的进攻与迫害。去,还是不去?项英为此紧急召开了军政委员会会议。

“去,是一定要去的,”大家意见一致,“这是与敌斗争的极好机会,既可揭露顽固派的反共阴谋,又可教育国民党的广大官兵。”但是派谁前往?——叶挺不合适,•因为不少顽军官军官是他部下,他脾气大,搞不好会打人;项英不能去,他是新四军的主要领导人,若被扣留很是被动。最后,是周恩来亲自点名了:“还是袁国平去吧,他口才好,说服力强。”

这时我的母亲正怀着我,已有七八个月的身孕了,她担心,她不安,急得流下了眼泪。父亲微微一笑,握着她的手宽慰道:“不要怕,只要他们稍微讲一点道理,我就能很快回来。当然,也要做最坏的打算。……孩子生出来,如果是女孩,长大后就让她学音乐;如果是男孩,就让他去当兵,名字就叫‘皖南’吧!”

父亲就这样走了,告别了他心爱的妻子,告别了他还未出生的儿子……

后来据顾鸿将军告诉我,开会的那天,国民党官员表面上还是很客气的,甚至在门口等候迎接。屋子正中是一长桌,上面摆放着写有袁国平名字的坐席卡,还准备了茶杯和香烟。父亲望了一眼,并没有走向那个位置,而是扭头坐在了牆角旁的一张椅子上。这时一位副官将一大摞材料呈送了过来,父亲不但不接,就连看都没看一眼。

那天的会议,从早上八九点钟,一直开到下午三四点,轮番不停地都是国民党的代表在发言。父亲默默地听着他们的捏造与诬告,边喝茶边抽烟,始终不发一言。终于轮到他讲话了,他站起身来横扫了一下会场,开始了他的“答辩”:“各位长官,你们辛苦一天了,如果不疲劳的话,请再坐一会儿,不要一个钟头,我就可以回答完你们的全部问题。”

他镇定自若,侃侃而谈;他一身正气,大义凛然。直驳得在座者面面相觑,哑口无言。

“我们新四军极积抗日,打了无数的胜仗,消灭了大量的日伪军,牵制了华中地区百分之八十的敌人。而你们在干什么?顾长官在屯溪,委员长在峨嵋山。你们说,究竟是谁游而不击?究竟是谁不游不击?”

“我们新四军挺进敌后,发动群众抗日,发展救亡力量,不仅不是破坏政令、军令之统一,恰恰正是实行了蒋委员长‘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幼,无论何人都有守土抗战之责任’的宣言,怎能说不合法呢?”

“新四军的所作所为,无一不符合抗日救国纲领。——向广大的老百姓宣传抗日,何罪之有?和日本鬼子周旋,让其不得安生,何辜之有?”

父亲一口气讲了四十分钟,整个会场没有一点声音,既无人回答,也无人辩解。他轻蔑地一笑:“那就不奉陪了。”说罢扬长而去。

在回来的路上,警卫员熊思仔忍不住问袁主任:“有你的位置你不坐,人家送材料给你也不接,这是为什么?”袁主任哈哈大笑:“你这小孩子不懂,我们共产党抗日就是要独立自主,那位子是国民党给安排的,其实就是被告席,我能坐吗?我就是要他们知道,我们新四军不是什么都得听他们的!至于那些材料,都是国民党告我们的状子,我能接吗?接了就等于承认我们有罪。”

——父亲赢了,他凯旋而归。凭着他的自信,凭着他的胆识与才智。

五、英勇捐躯  献身新四军的大业

1941年元月,新四军军部及皖南部队奉命北移,开赴抗日前线。行至泾县茂林地区,遭到了国民党军有预谋的重兵围歼,这就是蒋介石—手策划的皖南事变。

在敌军的强大攻击下,父亲袁国平临危不惧,坚定而充满自信。他说: “皖南的新四军就像池塘里的龙,无用武之地;一旦出去,就活了——龙入大海威震四方,定使敌人丢魂丧胆。现在国民党顽固派对我们进行袭击,给我们造成了困难,我们一定要冲出去,最后胜利必定属于我们,因为我们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铁的新四军!”“有的同志会在突围中牺牲,活着的人不要忘记他们,要把他们身上的担子接过来,抗战到底!”

父亲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他带领部队奋起突围,多次打退潮水般涌来的国民党军队。然而他不幸身中4弹,跌倒在树丛中。等到卫士连副连长李甫发现时,已是血肉模糊,奄奄一息。他睁开眼睛,吃力地对李甫说:“不要管我了,赶快突围,冲出一个是一个……”战士们不肯将首长丢下,用树枝简单地扎了个担架,抬着他一起转移。第二天清晨,他们赶到了青弋江边,不巧又被堵截的敌人发现,密集的子弹如暴雨般袭来,战士们一个个倒下了,父亲也掉进了水中……

过河后,原本一百多人的队伍如今只剩下三四十人了。上岸后,他吃力地抬起身子,向李甫下达了命令,虽然声音断断续续,却字字清晰可闻:“这样下去一个都冲不出去,……这里的情况还要向中央报告,你们……赶快突围,……不要……管……我了……”接着,他将一个笔记本和七块大洋交给了李甫,并指着大洋说:“这是党费。”战士们难过得泣不成声。然而就在这时,谁也没有注意到,父亲摸出了他的勃朗宁手枪,对准自己的头部扣响了扳机……

皖南的山可以作证,皖南的水可以作证,皖南的老百姓都在传说,那夜雨后,天上升起了一颗星星,很亮很亮……

父亲牺牲时我还不满两岁,当然不会懂得当时的他心中是怎么想的。——他有年迈体弱的母亲,为了将自己拉扯大,含辛茹苦了一辈子;他有相濡以沫的妻子,他俩并肩作战十几年,共同走完了二万五千里长征;他有活泼可爱的儿女,个个都在渴望父爱,渴望家庭的温暖……然而,他却向着自己扣动了扳机,没有丝毫的犹豫,没有丝毫的胆颤。——这一年,父亲不满35岁。

后来我长大了,我终于知道了他曾经说过这样的话:“如果我们有100发子弹,要用99发射向敌人,最后1发留给自己,决不当俘虏。”他还说过:“我们是以殉道者的精神为革命、为国家、为民族服务的。或许有人要说,我们是太不聪明了,然而世界上应该有一些像我们这种太不聪明的人。”

那是1960年——父亲牺牲二十年之后,原江苏省委第一书记江渭清带我去看望时任安徽省委第一书记的曾希圣,曾叔叔对我说:“你父亲真了不起,情愿自已牺牲也不连累战友、不当俘虏。人家都是战士为了掩护首长而牺牲,你父亲却为部下、为战士而英勇自尽,世上少有。”江叔叔则说:“恐怕也就他一个。” 曾还说:“你父亲到最后时刻都没有忘记交待战友把随身携带的笔记本和仅有的七块大洋作为党费交给组织,并要求代他向组织汇报。” 二位前辈都异口同声地说:“你要记住他,记住这血海深仇,永远不要忘记!”

父亲走了,他以战士的姿态走了,他以殉道者的身份走了,他以自己的生命践行了自己的承诺,他死得壮烈,死得其所。

父亲的鲜血,流淌在皖南的土地上;父亲的尸骨,掩埋在皖南的丛山中。他为我取名浣郎(皖南),他要我永远不忘皖南的山、皖南的水,皖南的足迹与理想……

是的,皖南绝不是“皖南事变”的代名词,皖南在我们的党史、军史上有着光辉灿烂的一页!——南方8省14个地区的红军游击健儿在这里集中,新四军部队在这里编组,战略支点在这里确立,“向南巩固、向东作战、向北发展” 的战略方针在这里制定,仅教导总队从这里向全军输送干部就有五千多,是当时全军总人数的6%;挺进敌后的先遣支队也是从这里出发,东进序曲的帷幕在这里拉开,雄壮的新四军军歌首先在这里唱响……

谭震林同志在评价新四军于皖南时期的成绩时说过:“新四军作战环境之恶劣,不仅胜过全国所有的友军,而且胜过他的老大哥八路军。”“新四军在中共正确的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领导之下,在叶、项、袁、陈诸将军的正确指挥下,克服了一切困难,而且在东南战场获得首屈一指的伟大成绩。” 原军部通信科长,曾任上海市委书记的胡立教同志说:“新四军在皖南时期的丰功伟绩是新四军后来发展的基础,是不应忘记的。”

父亲可以安息了,所有的先烈们都可以安息了,皖南的功绩永存,皖南的精神永在。